李丽莉[①]，刘晨，张珂
（漯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漯河）
摘要：漯河地处中原腹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使得先人们在此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其境内的沙河，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漯河；沙河；航运漯河地处中原腹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使得先人们在此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这里有距今八千年的贾湖文化，是“文宗字祖”许慎的故乡，也是明清万里茶马商道的主要经过之地。这里河网密布，据笔者粗略统计，境内大小河流22条，其中，贯穿漯河境内的今沙河河道，地位尤为重要。现以沙河为例，来探讨其在古代航运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今漯河境内沙河名称的沿革
说到沙河，不得不说与之相关的古汝水、古滍水以及澧水。“汝水出河南梁县勉乡西天息山，东南过其县北，又东南过颍川郏县南，又东南，过定陵县北，又东南过郾县北，又东南，过汝南上蔡县西。”[1]“滍水出南阳鲁阳县西之尧山，东北过颍川定陵县西北，又东过郾县南，东入于汝。”[2]“（澧通醴）水出南阳……雉衡山……东流，历唐山下……又东南与皋水合……又东南，迳唐城北，南入城，而西流出城……又屈而东南流，迳叶县故城北……又东，注叶陂……东迳郾县故城南，左入汝。”[3]滍水、澧水皆为古汝水支流，滍水在今北舞渡附近注入古汝水，而醴水在今源汇注入古汝水。
图一漯河境内汉代主要河流示意图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绘制）
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滍水与醴水，自古水道稳定。而汝水变迁较大，“元代至正年间（—年），汝水泛滥，于郾城遏断南流。上游改道东出大水（今沙河）入颍，称为北汝。……此后，北汝之源遂成为颍水最西的支流。其南边支流滍水（今沙河），东流至襄城县南入古汝水。北汝入颍后，襄城至商水县周家口西孙咀（颍河口），统称为沙河，连同周家口以下的颍水，合称为沙颍河。”[4]
图二漯河境内明代主要河流示意图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绘制）
今漯河市城区至周口段沙河，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考证，河道相对稳定，其名称，战国至三国时为氵隐水，南北朝时为大氵隐水，隋代为溵水，唐代为大溵水，“宋避宣祖讳改”[5]溵水为商水，元、明时期为大氵隐水，清代至今称为沙河。
古汝水是中原一条南北向的水道，淮水的最大支流之一。《汉书·地理志》载：汝水“过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历经今河南汝州临汝县，平顶山郏县，许昌襄城，漯河北舞渡、郾城，驻马店的上蔡、汝南、新蔡，在今河南淮滨县东入淮。
“汝水又东南，经奇雒城（今属源汇区）西北，今南颍川郡治也，隐水出焉，世谓之大氵隐水。”[6]
“汝水于奇雒城西，别东派，时人谓之大氵隐水。”[7]
“颍水又东南，汝水支津注之，水上承汝水别渎于奇雒城三十里，世人谓之大氵隐水也。”[8]
《水经注疏》卷三十一注引《元和志》载：“郾城大溵水上承汝水，自襄城至岐雒城，分流，南为汝水，经北为溵水。按：自汝水中断，不复南出，此遂为北汝之经流，今谓之沙河……别汝又东北，迳召陵城北，下别汝皆谓大溵水正流。”
二、漯河主河道航运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无论是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具有共性特征的石磨盘、石磨棒，还是仰韶文化的彩陶，抑或是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二里头文化的陶鼎、甑、豆，在远古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一个文化时期出现类似的文化特征，绝非偶然。远古的人类一定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物质文化交流。而交通似乎也成了绕不开的话题。“傍水而居，便成为远古水运起源的重要因素之一。”[9]据《漯河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分统计年代分类别统计表》显示，漯河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56处，且众多文化遗址分布在滨河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古汝水支流古昆水河道，具有典型裴李岗文化特征的舞阳贾湖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特定石类，如绿松石、萤石、玉等，据有关专家分析，产地可能在贾湖周围公里之外，获取方式有直接开采、交换或掠夺三种可能；而人类对于宝石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贾湖人通过交换或掠夺的方式取得的可能性更大。这似乎说明贾湖人对岩矿类资源的利用范围很可能已经达到了公里以外的方城、桐城、淅川等地。[10]由此不难推出，远古的水陆交通，使人类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在不间断的交流中取得进步、发展，并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明。
史载：大禹治水时，“疏九河……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11]。“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12]据此可知，多年前，人类制造的水上交通工具已达到一定程度，并且掌握了一定的航行技术。也说明古汝水，作为中原地区一条南北向的水系，自古以来，就为人类所熟悉利用。
古代的河流，自有史记载以来，最早是作为政治、军事功能被统治者利用的。
漯河境内今沙河水域作为各诸侯国之间进行政治往来的通道，被统治者重视。西周或春秋时期，在河南开凿的第一条运河，位于当时的陈国和蔡国之间。据《水经·济水注》记载：在淮河流域的江苏北部，统辖今淮、泗一带的徐偃王，“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南上蔡）之间。”陈、蔡均为西周封国，都在淮河流域的豫东平原。陈，位于沙水北岸；蔡，位于汝水东岸。由于水道相隔，不能通舟，统治者要求在陈、蔡的沙、汝二水之间开凿运渠，确属交通捷径。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上蔡以北，汝水沿线可达胡（今郾城），在郾城沿汝水向西北经东不羹城向西沿泜（滍）水，可达应（今平顶山境内）。可知，统治者利用便利的水上交通条件，以达到沟通各国的政治目的十分明显。同时也说明，汝水自古以来就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氵隐水作为沟通汝、颍水道的桥梁作用，自然也不能低估。
漯河境内今沙河水域是各（诸侯）国之间进行军事结盟扶持与相互攻伐和军事后方粮草、战备补给的必经路线。春秋战国时期，汝水是鸿沟水系乃至全国水路交通网的一部分，可上达汴洛，下航吴越。春秋初年，楚国发展起来，向中原挺进，它先后灭掉了处在当时白河和淮水沿线的申、息、邓等国，并征服了处在汝水沿线的蔡国，并多次向郑国进攻。为了救郑，齐桓公于公元前年，率领齐、宋、陈、许等八国军队进攻楚的盟国蔡，蔡军不战而溃。后齐桓公又进兵到汝水沿线蔡国西北的陉（今河南郾城县南），两军僵持不下，齐桓公退军到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南），见不能用强力屈楚，只好在召陵与楚国结盟，这就是有名的“召陵之盟”。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充分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网，相互结盟扶持，或扩疆扩土。也不难推测，随着河南“舟楫之利”的发展，为适应政治军事的需要，舟师水战在此时的诸侯争霸中应运而生。
近年来，漯河境内，考古发掘的楚墓以及出土的具有楚文化特征的器物，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楚国与中原交界的漯河地区，便利的水路交通，使其在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中居于有利地位，各地之间互相促进、互通有无，使中华文明在共性与个性的包容性发展中不断进步。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年），为适应对吴战争的需要，统治者在汝、颍二水之间开挖了贾侯渠，把粮秣等军需物资及时运往前线。《三国志·魏书·贾逵传》记载：“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因为“鄢”古通“郾”，鄢系指郾县（今河南郾城），这条长达余里的运河，当时在郾城境内，沟通汝水与颍水。据推测，应在郾城至淮阳间。后来，邓艾所开广漕渠中的淮阳渠，也是循此渠修治而成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溵水县（今河南商水县）县西北30里的沙河（即古溵水）南岸的邓城，相传就是邓艾带兵佃守的地方，后来调遣西征伐蜀，就是从这里出发的。集以邓艾为名，据此可知，当时的水也是与广漕渠相通的主要运道。[13]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魏文帝黄初六年（年）三月，到召陵“通讨虏渠”。笔者认为，此渠应是对氵隐水水道的疏通。《水经·氵隐水注》载，此处原为氵隐水所流经。据杨守敬《三国疆域图》考证，讨虏渠画在召陵北，是连接汝水和颍水的一条水道。另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谭其骧先生考证，亦是在氵隐水水道上。可能是当时该水道淤积不通，魏文帝加以疏通而成。这条运河的开凿是为了军事目的。
当时魏文帝谋伐孙吴，在充分利用已有的汴、颍、汝、涡等水道水运通向淮河的同时，开挖讨虏渠，除扩大农田灌溉面积，积粮资军外，还便于转运豫西与南阳盆地等地的粮食以供军需，使西来的漕船可以由汝水经讨虏渠，直循颍水东南下淮，源源不断地使征吴前线得到粮秣、装备的补给。[14]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各政权统治者的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水路交通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与开发，为各地商业往来提供了条件，大大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此时期，江南经济逐渐赶上甚至超过北方经济，水路交通的便利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战乱以及分裂割据时期，漯河依据便利的水陆交通优势，成为国家的军事重镇。
王莽代汉建新后，由于尖锐的社会矛盾，各地起义不断，（王莽）在与绿林军的交战中，败于昆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昆阳之战绿林军取胜，除去战略战术与用人外，便利的水陆交通，也是此次战争胜利（其）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
南朝宋明帝初，淮北失于魏，淮西人贾元友上书宋明帝刘彧，劝其出兵“北攻悬瓠，可收陈郡、南顿、汝南、新蔡四郡之地……请敕荆、雍两州，遣二千精兵，从义阳依西山北下，直据郾城”。[15]刘勔认为：“郾城是贼驿路要戍，且经蛮接险，……且贼拥据数城，水陆通便，而今使官以二千断其资运，于事为难。”[16]
唐宪宗时，淮西“吴元济反，李光颜受命攻讨，奇沛节概，署行营兵马使，别统劲兵屯于近郊。及军合，连破蔡寇。频诏进军，诸将观望，无敢先渡溵河。沛率兵五千，夜渡溵河合流口，径扼贼喉而成城。自是，河阳、宣武、太原、魏博等军继渡，掎角进攻郾城”[17]。可见，当时郾城由于水陆交通优势，在军事上战略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和平统一时期，漯河境内今沙河水域作为漕运路线，亦受到重视。
隋唐以前，漯河境内今沙河水域交通路线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隋唐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统治者对漕运的重视程度凸显。
唐代，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航运网，使大江南北主要经济区域都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络，其中，淮西的淮颍道系统“在淮西地区交通运输中举足轻重，不仅沟通从寿州到浚仪（今开封），入汴水通黄河的路线，元和十一年（年）又向西拓展，开发了寿州到郾城的交通路线”[18]，形成淮西水运网。这个网络，在正常情况下，分减运河运输压力；在军事异常时期，也可替代运河系统发挥主要作用。元和六年（年），“盐铁使王播进供陈许琵琶沟（即蔡河），年三运图，先是中官李重秀奉命视之，还，言可以通漕，至郾城下北颍口，水运千里而近及。帝览图，诏韩弘发率以通汴河。于是船胜三百石者，皆得入颍”[19]。
元和十一年，吴元济反，唐宪宗用兵蔡州时，也曾把江、淮的米、茭，从淮河经颍水运到郾城。“初置颍水运使。运扬子院米，自淮阴溯流至寿州，四十里入颍口，又溯流至颍州沈丘界，五百里至于项城，又溯流五百里入溵河，又三百里输于郾城。得米五十万石，茭一千五百万束。省汴运七万六千贯。”[20]可见，大溵水（今沙河漯河市城区至周口段）是必经之路，是当时漕运的备用路线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另外，唐代统治者利用河南便利的水陆交通，形成以河南为转运重心的沿河转运仓，转输各地上供租赋达洛阳和长安。据《河南航运史》唐朝转运仓的设置和布局示意图，在今郾城设有郾城仓，其位置在沟通汝水与颍水的溵水线上，由此可知，其在当时的漕运中也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代，形成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航运网。由于统治者重视，前后疏治河南境内的天然河道或开凿运渠，使诸水沟通成网，今沙河流域作为航运网的一部分，其所在区域的粮食、物资，亦是通过惠民河直运京师开封。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大中祥符九年（年）“知许州石普请于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门，引沙河以漕京师”。“仁宗天圣二年二月，崇仪副使，巡护惠民河田承说献议：重修许州合流镇（今西华逍遥镇）大流堰斗门，创开减水河通漕，省迂路五百里。”即引合流镇南的商水入颍河，再沿已开的合流镇至长平镇的渠道入蔡河，使沙颍河漕船径直入蔡，省去绕行今商水县至今淮阳县豆门至项城水寨间蔡口一段迂路大弯，缩短运程里。
宋代的统治者，为了使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航运网发挥更大作用，曾经试图使其伸向西南，开凿沟通白河与澧水间的渠道，再通过澧水一路进入郾城入商水（今沙河郾城至周口段）再合蔡河，达京师开封。但由于地势以及天然河道流向的原因，没有成功。[21]
由上可知，唐代以来的中原航运网，为当时的漕运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不应忽视，水上交通的便利，为各地商品相互交流、互通有无提供了条件，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市场，弥补了本地商人经营的不足。年，漯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漯河郾城沙河附近的航民·富华小区工地上，发掘出土唐宋以来大量的瓷器遗物，经考古人员初步认定，大多属于唐代安徽寿州窑，宋元河北磁州、定州窑，河南禹州窑，宋代山西耀州窑以及明代江西景德镇窑。笔者推测，由于水上交通便利且运输成本低，各地物资交流频繁，除部分较近窑口经陆路运输外，其余皆可能经水上运输到达本地，且宋代以来，漕运允许携带私货贸易，亦为各地物质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
元明清时期，漯河境内今沙河水域的漕运功能下降，经济功能凸显。
元明清三代，相继定都北京。全国的政治中心移出黄河流域，使得南粮北运很少再绕经中原，漯河境内水域的漕运功能随之下降。但由于水运比陆运便利和廉价，境内通航河道上的商运仍较活跃，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沙河、颍河水域是“西通汝洛、东下江淮、北达郑汴、南连湖宛”的水上必经之路，民营商船贩运借此大有发展，沿河贸易兴盛，从而促使一批沿河商业城镇的兴起，也推动了各地之间的物资交流。
漯河境内的沙河商道（东北可达周家口，西南达赊旗店入汉水），自周家口经沙河到郾城，到舞阳的北舞渡口转陆路向西南而下，到赊旗店再转水路沿唐河南下襄樊入汉水，它拓展延伸了各省商人在河南的经营地域，是最体现当时商贸领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条商贸过载要道。它成为衔接河南境内纵贯南北水陆交替的“茶马商道”、河南境内连接东西向“颍淮河水道”的关键纽带，起到了交通枢纽的作用。[22]
便利的交通、和谐的人文地理环境、淳朴的民风民俗，给明清时期的漯河带来了经济的繁盛。明永乐年间，郾城知县王季立，曾作《螺湾买棹》诗咏之曰：“沙河东流碧，螺湾汇双河。舟行此焉薄，估客南来多。江淮百货萃，此处星辰罗。木棉茧如雪，收入云间梭。”由此可见其繁华之一斑。北舞渡的山陕会馆、北舞渡当铺以及源汇区的三晋乡祠是当时经济繁盛的实物见证。
北舞渡扼河南中部水陆交通要冲，是历史上的中原名镇之一。汝水、昆水与滍水在北舞渡交汇，水陆交通便利，因此，北舞渡兴起较早。“舞阳县宋有孟寨、北舞、顺化三镇。”[23]顺治《舞阳县志》记载，该县“少植桑拓，不宜木棉，布帛之货，多资贸易”。
“北舞渡据城五十余里，民廛稠密，贾客列肆。镇中榖击肩擦，负贩而喧哗者俨如城郭。洵中州巨镇，南河要津也。”[24]这些皆说明北舞渡商业的繁华，也说明外地商人在贸易中带来了符合当地人生产、生活需求的商品，激活了当地市场，给当地的商品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据《修钟鼓楼碑》载：“舞阳之北舞渡，为舞阳一大都会也。山陕之人，行商于南，云至而雨集，集临汝水，西通汝洛，东下江淮，北转郑汴。江南商货由此吞吐中转。”故有“装不完的社旗店，填不满的北舞渡”之称。
《创建牌坊碑》记载：因“南阳之舞阳县有北舞渡，恃水陆并进，商贾云集，无穷之重镇也”。在清道光六年，秦晋巨商大贾为接客迎仕，招商联谊筹资修建山陕会馆。
由于北舞渡水陆交通便利，是豫中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秦晋商人纷纷在此投资经商，清道光八年，山西巨商越家商号北舞渡当铺也在此修建。其原有建筑共27间，占地面积平方米。
三晋乡祠地处沙澧河交汇之处，这里历史上是重要的码头和货物集散地。三晋乡祠的建造反映了漯河清代中叶商业的繁荣，同时更进一步突显了漯河在历史上作为河南腹地经济走廊的重要地位。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日益没落，加上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南北水运交通逐渐被铁路运输所取代。淮河北侧支流沙颍河，是继贾鲁河之后成为豫东地区联系中原与江淮地区水运的重要航线。民船从周口起航，溯沙河西上通漯河，还可直达襄城，下航经安徽阜阳、正阳关通蚌埠，并可跨长江，直达上海，是豫西山货和苏、沪商货出入的水运必由之路。“水涨之时，年有数月，亦可通小轮。”所以，水陆交通便利的周口和漯河，长期为河南的商业重镇。《河南新志·实业》记载：“漯河亦当平汉铁路中心，旁临沙河。周家口当贾鲁河、沙河、颍水之会合点，下流可达皖、苏诸省，尤以镇江为最”。“皮张及零星货物，陆续出运，进口货若棉纱、绸缎、匹头及各杂货，源源输入。”但是到抗日战争期间，遭受日本侵略军的残酷破坏，沙颍河航道淤阻，商运断绝，而处于停航或半停航状态。沿河从周口为转运中枢的襄城、漯河、逍遥等港的航运随之萧条。[25]
清末，漕运废除，河南通航河流上除寥寥水驿船外，渐无官营运输船，从事商运的基本是民船。
古代社会，漯河境内今沙河水域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在文化上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漯河境内河网密布，使其具有丰富的桥梁文化。据方志记载，始建于隋，但具有北宋建筑风格的小商桥，宋代政和三年所建的洄河石拱桥，明代的大沟桥、大石桥以及双龙桥，其建筑以及建筑本身所体现的文化，无不在诉说当时劳动人民的智慧。另外通过桥身建筑上的图案，比如浮雕天马、狮子、莲花、金刚力士像、吸水兽、雕卷草、绣球等，说明佛教思想在当时的盛行以及雕刻艺术的成熟。
漯河境内便利的水上交通，使得全国各地的商人到此经商，留下了丰富的商业会馆文化。漯河境内有北舞渡山陕会馆、临颍山陕会馆以及漯河市区沙河边的三晋乡祠。山陕会馆，祭祀关公，又称关帝庙，是儒释道的文化的有机结合。山陕会馆的建筑文化、祭祀文化，以及会馆内戏楼的戏剧文化，促使山西、陕西以及各地商人把中原文化带向全国各地，加速了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传播。它也是当地人民了解山西、陕西文化的一个窗口。同时，由于山陕会馆是各地商人集资筹建的，它也向后人传达了团结协作的力量。另外，各地商人经营不同的商品，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根据自身的实际，发挥自身优势，参与不同的社会分工，以达到利益最大化。
漯河境内水陆交通便利，为人类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生活环境，留下了丰富的春秋战国古城文化。舞阳的东不羹故城、舞阳故城，召陵故城，郾城故城、郾城的裴城遗址、城高遗址和临颍的城顶遗址等，皆位于漯河境内水域沿线，是具有春秋战国文化特色的古城文化资源，有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它承载着古老的城市文化的记忆。
便利的水陆交通，使漯河境内的集镇文化得到发展。在商品流通的过程中，漯河境内由于便利的水上运输条件，全国各地的商品大量流入，或转运，或销售，大大丰富了城乡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同时，河道两侧，是当时集镇分布的集中区域之一。据明永乐《颍川志》及嘉靖年间《郾城县志》记载，郾城境内永乐时有集镇7处，为三里桥、七里桥市、裴城店市、新店市、驼口市、东姚河市、西姚河市。至嘉靖年间集镇增至11处，有螺湾镇、高桥镇、归村镇、郭家镇、尧河镇、刘家镇、新店镇、裴城镇、宋冈镇、迄勒桥镇、五沟镇等。这些集镇多在沿河附近，说明当时沿河贸易的繁盛。集镇经济的发展，为各地物质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土壤，也刺激了人们的文化需求。“明清时期河南的集镇不仅是周围乡村的集贸中心，而且是附近乡村文化教育、宗教中心。”[26]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漯河境内的沙河航运在军事、经济、文化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中原与各地物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为漯河这个因水而兴的城市，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地理基础。
[1](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注.水经注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2](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注.水经注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3](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注.水经注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4]张圣城主编.河南航运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5]（元）脱脱等撰.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
[6](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注.水经注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7](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注.水经注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8](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注.水经注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9]张圣城主编.河南航运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1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M].北京：科学出版社，.
[11]方勇译著.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
[12]（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3]张圣城主编.河南航运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14]张圣城主编.河南航运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15]（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3.
[16](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3.
[17]（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
[18]（宋）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6.
[19]（北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
[20]（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
[21]张圣城主编.河南航运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22]骆平安李芳菊.明清时期古商道在河南的分布与中小城镇的形成——探询明清时期河南的古商道、商业通道、商业重镇[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7，（1）.
[23]（嘉靖）南阳府志[M].
[24](乾隆)舞阳县志[M].
[25]张圣城主编.河南航运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26]王丽杰.《明清时期的河南集镇》[D].郑州大学，4.
李丽莉，女，年，河南洛阳，硕士，魏晋南北朝方向
工作单位：漯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来源：漯河贴吧
推荐单位：郾城文化局赵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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