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一个让人颇为惊讶的现实。
在成都，但凡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湖，都是人工湖。
包括浣花溪、南湖、北湖、东湖、升仙湖、怡心湖、兴隆湖、青龙湖、东安湖、凤凰湖、麓湖、三岔湖……
它们错落分布在成都的东西南北，诞生时间或远或近，有的甚至一直被不少人当作是天然湖。这些湖泊作为一方天地的自然景观地标，融入城市之中。
成都
WATER
“五行缺湖”
成都人对水有着独特且浓厚的情结，这是千年以来的历史使然。
自秦蜀郡太守李冰神迹般的自然改造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诞生后，成都平原两千多年“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因水而兴，因水而荣的历史因果关系，让“水”在成都平原之上成为了一种精神图腾：
有水，就会有繁荣。
有水就有繁荣，那有湖呢？岂不繁荣大发了？
但让人颇为可惜的是，成都不缺水资源，却几乎没有自然形成的湖。
虽然成都河网密布、降水充沛，但在另一边，由于地势十分平坦，且成都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形成的巨大垂直高差，难以汇聚成一方湖泊。
跟同在北纬30°的几个大城市相比，成都的自然湖资源相形见绌。
比如武汉，武汉市素有“百湖之市”的之称，共有大大小小湖泊个。
因为地处“江汉平原”，地势低平，更坐拥长江与其最大支流汉江，加上历史上种种地理变迁的契机，产生了大量湖泊，得益于此，武汉素有“鱼米之乡”“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
如果按水系来分，武汉城市中的湖泊可分为东沙湖水系、汤逊湖水系、北湖水系、墨水湖-龙阳湖-南太子湖(北太子湖)水系、东西湖水系等湖泊群。
在武汉市武昌区东部的东湖，曾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是所有武汉人公共记忆的一部分。
随着武汉城区向南扩展，江夏区的汤逊湖成为了现在最大的城中湖。
正因为武汉的湖实在太多，武汉也被称为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
除了武汉，还有杭州。
杭州西湖，虽然面积不大，只有6.5平方公里，最初也不过是因淤塞而形成，但这些都不妨碍它定义东方之美。
白居易与苏轼两大杭州明星市长的治理，诗词歌赋与景观营建的联动，让西湖成为了中国乃至东亚知名度最高的湖。
当然杭州天然湖泊还不止西湖。
包括萧山区被称为西湖姊妹湖的湘湖、临安区的青山湖，都是杭州引以为傲的天然湖。
就连离成都最近的重庆，也有自己天然湖泊。
比如黔江小南海，是因光绪年间一场地震而形成，地理形态独特，还颇具地理研究价值，“溪口遂被湮塞。厥后盛夏雨水，溪涨不通，潴为大泽，延袤二十余里，土田庐舍尽被淹没……土人讹为小南海云。”
我们再反观成都，虽有最初的“穿二江成都之中”，但就是没有湖，这可让成都人苦恼不已。
成都造湖
WATER
一边敬产业，一边敬生态
如果说武汉的湖，可以按水系划分，那成都的湖，其实可以按照功能导向，来分为：
产城湖与生态湖
先来说说产城湖，成都最早的产城湖，可以追溯到开凿于隋代的摩诃池。
相传本是蜀王杨秀筑成都子城的取土处，后来索性注水成池，取自梵语“摩诃”。
在唐代中叶以后，此池声名渐起，为城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契机。唐代诗人高骈以“画舸轻桡柳色新，摩诃池上醉青春”来描述摩诃池的“醉人”；杜甫则在摩诃池上“莫须惊白鹭，为伴宿清溪”，令宋代陆游“一过一销魂”。
经由摩诃池的带动，古时候的成都人或泛舟游江、或商贸往来、或出船打渔，沿线码头无数，竟在不经意间让商贸等产业得到了发展。
而现在的成都，以兴隆湖、怡心湖、东安湖、菁蓉湖等人工湖，都可以称之为产城湖，它们的所到之处，都会引发一个独特的发展现象，叫作“产城湖”现象：即哪里有产城湖，哪里就会迎来巨大产业发展，城市面貌升级。
科学城的兴隆湖，沿湖布局独角兽岛、鹿溪智谷、超算中心等50余家研发机构，号称天府新区“心脏”；
天府怡心湖，落定电子科大科技园区、浪潮、清华同方等多个头部产业。
再到东安湖，借由东进+大运会红利，在“一场三馆”建设下，亟待布局产业研发、科技转化、文化艺术等产业功能，东进桥头堡地位不可撼动。
纵观这些产城湖的发展格局，有基本相同的属性——短短几年，以湖+产业为核心，驱动人口集聚，再汇聚起生活配套，一座因湖而生的大城便由此诞生。
而生态湖，则是更趋向于为好水的成都人一块理想的生活地而造，它们离人们的生活相近，拔高了所在区域的生态价值上限。
比如麓湖，是成都人工生态湖区的范本。因为位于成都平原与龙泉山余脉的交界处，这片土地有着15-20米的山体高差，是一片浅丘，非常适合创造建筑与水紧密结合的地貌关系。
区域西侧的谷底分布连续，以珊瑚状的形态均匀贯穿南北，据此肌理，诞生了一块漂亮的珊瑚状水域。
前身是水库的青龙湖，目前已经是成都最大的湿地公园。
同样是人工湖的北湖，也凭借生态价值，成为众多成都人周末露营度假的首选地。
有人说，成都简直是个人工湖狂魔，但不可否认，成都的每一个人工湖，都为城市带来了超出想象的城市意义。
它们不管是作为生态地标、城市记忆，还是城市发展契机，都已经成为了成都不能分割的一部分，并为城市的未来，铺垫着更多想象的空间。
